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监察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情况早晚会出现，自己追偿自己的追偿困局最终难以避免。
这种社会义务的轻重取决于财产的性质。只有认识到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才能摒弃部门法视角导致的无谓争论，转而在宪法视角下，采用领域理论、比例原则以及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等分析工具，场景化地区分个人信息，开展利益衡量，明确不同场景下的国家消极和积极义务，协调统合多个法律部门，对个人信息提供更加合理、高效和全面的保护。
(53)然而，在宪法视角下，上述区别以及由此带来的绑定并不成立。(58)由此可见，在宪法视野中，人格权不一定代表权利主体的强支配/控制，财产权也不必然指向权利主体的弱支配/控制，二者其实同处于一道光谱，权利主体本身支配或控制的强度取决于客体权利所代表的利益。参见Edward Eberle."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Dignit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An Overview",Liverpool Law Review(2012).(47)前引(16)，丁晓东文。该数据库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三位政治学、法学方向的教授联合创建，目前是全球最为全面、权威的宪法文本数据库。参见刘品新：《网络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85)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这貌似会导致一种吊诡的局面，即个人信息的保护强度忽高忽低，但其实不存在任何矛盾或混乱，只不过是参照系调整导致的结果——同英烈的人格法益相比，所有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程度都较低。(32)一般而言，单纯违法实施许可会受到行政处分，还不至于追究刑责，但如造成重大人身财产损失，容缺办理的工作人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一)瑕疵治愈范围由程序瑕疵延伸至实体瑕疵 相对于普通程序办理的行政许可，容缺办理行政许可的效力有很大弹性空间，主要表现为瑕疵治愈范围的扩张：只要相对人能在承诺期满前将欠缺的次要条件补齐，许可瑕疵就治愈了。(14)我国行政法学界受德国影响颇深，通说历来也区分可撤销和无效这两种情形。撤销是行政主体消灭行政许可效力的方式，针对有效的行政行为，但解除条件成就，行政行为自动失效，为何还要再撤销呢？依笔者之见，这主要是一个行政技术问题。相比之下，程序法不直接规范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除非时效性要求较高，一般也不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故而程序法上的补正往往不会对相对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与罚款、没收、行政拘留等一次性单一处罚不同，公开的失信联合惩戒可能同时引发声誉损失、资格限制、人身限制等多重后果，并有跨地域性、长期性、政府和社会各界协同惩戒的特点，严厉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传统行政处罚。效益理念在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制度中有突出体现。
二要区分是否可以通过信息共享获得参考信息。保持效力弹性空间，有利于改善地方营商环境，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实现行政程序中双方法律地位及多元价值的平衡。只有通过第一轮测试，才能在第二轮采取利益衡量评价。这会对许可效力造成什么影响？是最终被撤销，还是可治愈？下文将进一步展开研究。
但在容缺办理过程中，相对人已知晓欠缺次要法定条件，对违法性有充分预期，如不能履行承诺，补齐许可条件，则放弃之前暂时所获之许可权益。如生效，即表明行政主体明知法定条件缺失这种违法情形，依然可以授予相对人许可，而非自始无效，貌似亦与依法行政相悖。未侵犯公共利益，但未授予许可。(22)一旦超越程序和形式瑕疵，上升到实体瑕疵，就有可能构成一般瑕疵或重大明显瑕疵，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
于是，如不宜于撤销时，宁不将其撤销，而以瑕疵行为之治疗(补正)或瑕疵行为之转换(无效)的方式予以补救，使变有瑕疵为无瑕。当然，在容缺办理许可实践中，考虑到解除条件一般不会成就，许可证上往往不会记录解除条件，相关解除条件会载入承诺书。
③其与简化程序也有区别，不只是简单地将对行政许可条件的实质审查转变为对申请人是否就其符合许可条件作出有效承诺的形式审查，④而且是在材料尚未齐备时就先授予许可。如果遇有必须撤销行政许可的情形，行政机关在撤销许可时，也必须对被许可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受到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为防止失信联合惩戒造成的影响失控，可将更轻微的替代机制纳入前置程序。毕竟是否授予贷款主要考虑资信能力，能否承接政府工程取决于施工管理能力，欠缺材料未能及时补齐与相关资格之限制无直接关联性。这对传统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不啻为一种挑战，在行政法理上能否成立呢？该问题的答案对于容缺办理许可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3)这个效力悖论成立吗？ (一)效力悖论源于绝对化效力观 实际上，效力悖论源于两方面的误区：其一，附款行为生效的时间是附款规定之时。毛雷尔认为：除因明显违法或者重大违法而无效之外，行政行为原则上自通知时起生效……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不是其合法性，而是通知和没有明显违法或严重违法的情况。如《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了诚信档案：……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记入申请人、被审批人诚信档案，并对该申请人、被审批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在实体要件补正后，对公共利益的风险彻底消除。因为告知承诺书中的内容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单方面拟定的格式条款，申请人并没有参与告知承诺书的协商和制定⑧。
如此规定，可以排除非行政主体作出失信联合惩戒、行政主体内部的失信名单共享、对相对人没有处罚后果的行政指导及对只失信不违法的行为的惩戒。在容缺办理改革前，行政主体是不会作出许可的，行政许可不会成立，自然也不会生效。
另外，若相对人是规模不大的法人，法定代表人并非实际控制人，无论对法人还是对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失信联合惩戒都不足以产生足够威慑，实际控制人会不断改头换面套取利益。许可办理周期大为缩短，尤其在一些周期长的重大项目多阶段许可中，促成了串联式许可向并联式许可转变，为重大项目推进和企业成长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
最新的一种学说则完全跳脱了现有的行政行为框架，认为许可承诺制是由市场主体的申请行为—许可机关告知行为—市场主体的承诺行为乃至后续监管等一系列行为构成的一体连贯过程⑦。对行政机关而言，收到承诺书，就要结合已经提交的主要条件作出附带解除条件的许可决定。此外还应尽快出台信用修复规范，明确轻微失信短期修复。(17)从《行政许可解释》第7条的规范结构看，其他重大明显违法情形是一个兜底条款，表明无效标准是重大明显违法。
对人身自由、重要资质(如考公务员)的限制要严格遵守法律保留原则。(29)与普通程序办理许可相比，容缺办理许可过程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明白，主要条件具备但次要条件欠缺，许可效力存在瑕疵，但在解除条件成就前的确定期间内许可被推定有效。
第16条第4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毛雷尔认为：附条件是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开始或终止系于其发生尚未可知的特定事件。
(15)江必新、王麟：《行政附款行为效力问题探究——兼议行政行为效力的相关问题》，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40页。 (19)参见《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64条第1款第1项。
按照《行政许可法》第74条，追责风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行政处分，由实施违法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29条第1项。在缺乏法定依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作出事实上的行政处罚，限制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与依法行政和尊重保障人权的要求不符。在采取该模式后，如不能履行承诺，解除条件即达成，许可失效，相对人甚至会被纳入联合惩戒名单。
(23)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11)解除条件是否成就，行政行为是否失效，本来就可以由受益人的行为来控制。
(12)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在民法上，民事法律行为就算有意思表示瑕疵，如欺诈、胁迫，也不当然无效，而是可撤销或效力待定。
(34)林鸿潮、张涛、李昱音：《公共安全领域告知承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调适》，载《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3期，第131页。(28)行政许可效力弹性空间的拓展，本质上既赋予了行政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又给予相对人程序选择权，使政府能动性和市场活力同步得到激发。
